第九頻道

夢想的紙巾

研究所畢業時，我離開舊金山，去紐約工作。行李箱中裝著畢業證書，和入學時的夢想和熱情。去紐約的飛機上，空姐給我花生米和紙巾。我在紙巾上隨手寫下：「商業的過程可以激發人類的智力和創意，挖掘出人性最美好一面。我相信：企業可以改變世界！」

後來，我在紐約、東京、佛羅里達、台北工作，歷經了金融、電腦、電影、電視等不同產業。當年在紐約下了飛機，卻不曾停止飛行。職場的亂流和起降，沒有安全帶可以抵擋。旅程中，我一直帶著那張記載著夢想的紙巾。

在大公司上班十年後，我辭去了工作。感覺迷了路，於是從書中找答案。我隨意翻越研究所時的課本，擦掉上面的灰塵。然後在「財務管理」那本書中，跟那張夢想紙巾重逢。

它像蝴蝶標本，雖然死了，但色彩依然豔麗。於是我想，既然迷路了，就再上路。回到母校，回到「財務管理」的課堂。去尋找紙巾的作者，和十年前賴以飛翔的理想主義。

這鄭重其事的尋根之旅，出師不利。飛機誤點三小時，仍無法起飛。習慣把每天塞滿的我，本能地打開手機。告別電話打完後，無事可做。我離開候機室，走到免稅商店。咦，有綠豆糕。上一次吃綠豆糕，應該還是出國唸書之前吧。我回到登機室，坐下來、張開雙腿、把綠豆糕放在腰上，像播種一樣，碎屑吃了一地。

我的心靈之旅，一直在吃東西。回到生存的原始狀態，開始當小孩。行前精心挑選的小說、雜誌、電腦、隨身聽統統沒拿出來。十多個小時的飛行，只有吃睡而已。在太平洋上空，昏睡中有人摸我的手臂。我勉強睜開眼睛，外婆般的老外空服員慈祥地看著我：「先生，要吃晚餐嗎？」我點點頭，微弱地用中文回答「好啊！」我做了十年的主管，但在今天，樂於做被人照顧的小孩。

祖父級轎車

到舊金山已經晚上十二點。通往租車公司的單軌列車上，我的行李車向低處滑動，我一把抓住。坐在角落的老太太對我微笑，然後比個手勢，告訴我行李車煞車鍵的位置。面對她的善意，我一時不知如何回應。原來我是這麼久沒有接受和回應善意了。

租車公司給了我鑰匙，我大包小包走到「P23」停車位，赫然看到一輛224匹馬力、長5.4公尺、寬2公尺，像諾亞的方舟一樣的美國車。我跑回去找服務人員：「我訂的是日本車！」「先生，我們為您免費升級，這是一片好意！」我想拒絕，突然想起剛才在捷運上教我「煞車」的老太太……轉念一想：不熟的車，也許會帶我走上新的路。就開諾亞的方舟吧！可以裝牛裝馬，如果幸運，還可以裝豔遇的對象。

就這樣，我啟動了祖父級轎車，開上101高速公路。

史丹佛在舊金山南邊四十分鐘、名叫「Palo Alto」的小鎮。舊金山、Palo Alto，和更南邊的「聖荷西」這一段，就是有名的矽谷。貫穿矽谷的高速公路叫「101」，是我最喜歡的數字。在美國大學，入門課程都叫「101」。當年在史丹佛時，我到大學部修過「心理學101」。十年後的午夜時分，開在「101」上，讓我覺得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我將再一次「入門」我的人生。

因為Palo Alto是個小鎮，史丹佛的俗稱就是「農場」。它不像大城市裡的學校，圍牆明確界定了校區、和想像力。史丹佛的校舍，四散在Palo Alto的山坡和草地上。走到哪裡都可以沉思，一邊餵松鼠也可以一邊辯論知識。我住在「農場」中的招待所。房間狹小，卻簡單乾淨。

第二天中午去學生餐廳吃飯，窗外是一棵棵大樹和木製的野餐桌椅，看起來像電影裡位於郊區的精神療養院或戒毒中心。我雖然沒看醫生，但何嘗不是病人？

拿著餐盤坐下，桌上有一份《Palo Alto Daily News》報紙。隨手一翻，第十九頁剛好是一篇探討職場的文章，標題是「馬不停蹄的工作其實是失去了人生價值的表現」。

這份發行量只有六萬份的小報如此適時而準確地點出了我和我很多朋友的問題：價錢算得很精，價值就模糊了。

回到教室

下午我回到商學研究所。開學第一天，學生們洋溢著重新開始的興奮和自信。佈告欄上貼著各社團負責人的照片，笑容大得可以吞下整個世界。坐在學弟妹之間聽課，看他們意興風發地討論企業案例。有些意見我同意，有些令我嘆息。但一件事很清晰：每一代，都有更年輕、更聰明的人進入史丹佛，盡情揮灑後，兩年後進入職場。他們會挑戰上一代的想法，推翻上一代的價值。他們也像我們當年一樣，會被賦予一個機會來改變這個世界。他們有權利也有熱情，徹底運用那個機會。

於是我沉重、卻也鬆了一口氣地發現：還沒改變世界的我，已經成為下一代急欲改變的對象。上帝安排了祖父級轎車給我，其實是對我開了一個隱藏著真相的玩笑。真相是：實現理想，不是我的專利。而我對美好世界的定義，也未必能引起共鳴。和我意見不合的人不見得都腐敗了，而我也不用捨我其誰地把世界扛在肩上。有時候，我必須放手、let go。忘掉公司、客戶、世界、和尾大不掉的責任感。有時候，我必須專心地，照顧自己。

在Palo Alto，我照顧自己、現出原形。開祖父車，聽收音機上五年級同學喜愛的"I Want to Dance with Somebody"。一整天不講話，猛吃我喜歡的香蕉和沙拉。

晚上，我看了影評人一致叫好的《尋找新方向》(Sideways)。故事講一個小說家，到舊金山展開一場品酒之旅，藉此找回自己的人生。

看完電影我到超市，拿著Palo Alto Daily News剪下的優待券，買了一瓶便宜的紅酒。《尋找新方向》的英文片名是「Sideways」，意思是來自或朝向兩邊。我們習慣於直線向前衝，於是忽略了來自兩旁的人生。我把自己從習慣的路徑抽離，於是看到了兩邊的風景。不只是關於世界，也關於自己。

我知道不可能永遠拿著一個酒瓶，也知道沉潛和逃避的差別就在眨眼之間。《尋找新方向》的品酒之旅只有一周，不久後我也會回家。但此時此刻，我什麼都不管，我只是慢慢品味這一瓶平庸的紅酒，費力地滋潤自己荒蕪的嘴唇。

店員的無線電對講機響起，店長呼叫他。他拿起來回答，我可以聽見店長斷續的聲音。

我突然想起在來舊金山的飛機上，機長在降落前曾說：「我們馬上就要降落在舊金山國際機場，想要收聽我和塔台通話的乘客，可以在第九頻道聽到。」從不收聽的我，一時好奇地戴起耳機。驚訝地發現當大部分乘客都在渾渾厄厄地沉睡時，同時間正有一段專業而清醒的對話在進行。

而生活不就像這樣？當我們正忙於手中自以為重要的事物時，真正攸關生死的對話、真正重要的人、事、情、愛正悄悄地從我們身旁溜走……

我回到母校，慢慢轉開，我生命中的，第九頻道。